《已经发生的未来》指出，倘若我们看一下现代技术史，我们会立即发现，在过去大约200年的时间里，重要的突破都是一些根本的变化。一些技术突破的确开发出了新的自然资源，例如蒸汽机引发了对机械能新资源的开发以及电磁感应现象在通信和管理中的应用。一些技术突破创造了新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这样的例子有：18世纪早期的英国农业运用了系统论知识，从伊莱·惠特尼1810年前后发明的互换零件到今天的自动化是把想法用于了工作，以及帕金1857年开始利用科学为市场创造新的产品。那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生物医学领域有这样的“技术突破”吗？生物领域的“技术突破”应该是，伴随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来的测序技术和硬件工具的迭代，带动下游服务应用市场的形成，下游市场的需求刺激上游进一步创新发展，同时诱导产生新的组合创新，进而进一步强化下游的应用服务市场，于是形成一个“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催化连锁反应：虽然20年已过，人类基因组计划因其硕果累累依旧“璀璨”，已带动形成8000亿美元的直接产业规模，以及正在形成大到每个人都需要的测序终端服务市场。
图：深圳细胞智造中心实景，BT+IT+AT组合，实现细胞制备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创新，是一个还未被意识到、未被满足的巨大市场《已经发生的未来》还指出，“大多数为技术突破做出贡献的人都表现出色，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瓦特、李比希、帕金斯、西门子、贝尔和爱迪生都建立起了繁荣的商业帝国。”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会涌现这样缔造“繁荣的商业帝国”的“一些人”吗？我和我的企业“赛动智造”，正在努力成为这样的创业者和商业体。“十四五”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进而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期间很多破坏性技术的出现，比如说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无人驾驶等对社会的生产、生活、社交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提升了效率。新技术的应用，统筹了一些过去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大数据应用和生物科技发展良好地统筹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双重目标的实现，NASA预算的约束激发了“火箭回收”技术的出现等。但在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生物医药产业，多数行业生产中常用的智能控制技术、内置式质量动态监测、连续批量生产等创新技术并没有出现。因此，直接关系到生物创新的革命性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始终无法进入大众应用领域。美国FDA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提升生物医药公司研发生产效率和过程质量保障的智能化、数字化创新，是一个还未被意识到、也未被满足的巨大市场。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25年，全行业智能化升级将创造高达3.7万亿美元市场价值，仅生物医药行业的运营创新，每年将会产生900亿美元的价值。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实际满足之间差距的弥合，需要有几个催化剂：一是突发事件带来的契机，如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药品/药械的安全性与临床急需的紧迫性”摆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先序列中。而这不仅考验政府部门的监管智慧，也给生物医药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升级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并创造出巨大的市场机会。2021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1年我国政府总体实行的是“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的预算原则，这意味着过去通过增加要素性投入提升治理效率的路径可能会有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监管效能。二是，要有“领头羊”率先发动。赛动智造联合细胞药物公司引发的细胞产业智能化进程，在细胞产业领域形成“上游核心装备+下游应用服务”产业创新组合。智能生产创新不仅能极大地加快革命性细胞药品进入临床的速度，并能获得“火箭可回收重复使用”般的成本优势，真正实现创新药品的可及性，高效驱动细胞治疗产品高质量、低成本、大规模供给，产业快速发展并形成细胞产业“摩尔定律”通路，细胞产品质量不断优化，成本不断下降，成为人人用得起、用得上的常规治疗药品和健康服务。在生物经济时代，人类应该遵循怎样的“游戏规则”？应该怎样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担负起怎样的责任？现在的游戏规则，已从过去的“零和博弈”转向了“开源共享”，因为我们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对“有形”资源的依赖，未来随着科技创新不断进步，人类的发展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低，转向一个“无中生有”的发展新时代，形成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规则。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过多依赖资源要素，谁拥有更多的资源要素，谁的生产力就更高，谁的剩余价值、再投入也就越多。因为，具体的资源要素有一种“排他性”的特征，一方占有多了，其他就少了。但今天的发展方式逐渐降低对有形资源要素的依赖，或者通过深海、深空、深地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资源要素。尤其是数据成立一项新的生产要素，我们会看到，新形态下，数据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要素，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数据没有“排他性”，数据不会因为一方的使用就“递减”，反倒是用的人越多越会产生一种“私人占有”所无法想象和建立的“叠加放大”效应。并且，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源投入，没有显著的“排他性”，但也有另一个特征是“有形”资源不具备的，数据无限应用放大后就容易形成一堵“无形的垄断”，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时存在和处处都在，这就是“数据垄断”，而如果发生在生物经济领域，就是“生物数据垄断”。另外，数据这种资源要素的集聚过程，初期投入基本在发展早期，并且早期建设投入也主要发生在平台、设施、工具的投入，不直接获得数据这种要素，因此数据既是平台设施的“制成品”，也是新产品服务的“原材料”。如何应对？从国家层面，亟须建立一个我国主导的统一归口的“生物医学大数据储存设施和计算应用设施”，将当前我国的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医疗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归口，并形成我国统一的生物医学数据国际出口与国际交互入口，各个研究团队不再自主将本团队所获数据直接上传国际数据库。集中我国超大人口的生物医学数据优势，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国际三大垄断生物数据库融合的接口标准，并互为数据备份，以我国生物医学数据的自立自强，支撑我国未来的生物医学研究、生物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在企业层面，要多做以科技创新为特点的硬科技研究，支撑我们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并向外发展，进入其他国家的产业体系和核心供应商名录。
